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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历代领导核心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发布时间:2015-04-13  作者: 审核人:张晓青  浏览次数:

张荣华郭江翠

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社会动力的发展和变化直接影响社会的进步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更加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布局和变迁。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和国家间竞争的日益加深,各国执政党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对中国而言,和平稳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所必需的条件,也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很重视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建党90年来,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共历代领导核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国情,提出了新的发展理念,形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

一、毛泽东: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众所周知的经典描述。他们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发生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同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而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是由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在经济基础之上,又竖立着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由此可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产、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论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提出了新的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一)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明确提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社会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引起争议最大的便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内一些学者拘泥于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谓的几大等级,而当时中国国内工人与资本家的人数又很少,阶级对立并不严重,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但是,毛泽东却认为阶级斗争是可取的。在他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的一些著作的时候,他知道了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毛泽东从中初步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从此,“便老老实实的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也许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注定了阶级斗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特殊地位。

要进行阶级斗争,就要分析各个阶级的性质,分清这些阶级中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敌人。毛泽东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基础,将中国社会所有的成员进行了简单但又实际的阶级划分,明确了革命对象和革命力量。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就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要进行阶级斗争,就要对中国广大的下层民众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实现被压迫者的民众大联合;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将革命的工作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坚固的大城市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思想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找到了最现实的解决途径。

建国以后,毛泽东对社会发展动力的探索并没有停止,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却渐渐地偏离了原来的正确轨道,在理论上有了较为严重的失误,错误地分析和判断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把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夸大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死较量,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种思想应用到实践中,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要把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主体,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中国复杂的社会斗争背景下,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把能否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作为革命能否成功的首要条件,领导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建党初期,毛泽东便把“唤起民众”作为工作的重心,主张实行民众的大联合。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尖锐的批判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深刻地指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即便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仍然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充满了信心,歌颂中国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是铜墙铁壁,任什么力量也打不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对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源泉。建国后,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1955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毛泽东再次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由此可见,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年代,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以及革命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他们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二是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毛泽东除了肯定了一切器物工具的作用外,对人的作用、人的力量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人才是决定问题的根本性因素。只要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那么不管是什么样困难也可以克服的。因此,在战争中,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心的向背而不是精良的装备;在建设中,最宝贵的资源是人,人多力量大、干劲大,可以办大事。

(三)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列宁在《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中指出,对抗和矛盾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存在矛盾的。但是,到了斯大林时期却抛开了这一思想。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3],“苏联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因此,在苏联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4]虽然斯大林在晚年纠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但是,他的“完全适合动力论”已经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是在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矛盾的问题上,毛泽东是持肯定态度的。当苏联模式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以苏联为鉴,中国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批评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上不置可否的态度,认为斯大林虽承认矛盾,但却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当做全面性的矛盾提出来。

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矛盾思想、总结苏联经验教训、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基本矛盾。他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包括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基本矛盾对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有规定和制约的作用。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承认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剥削已不复存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劳动者既是生产者又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尖锐对抗。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指出这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更多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以此为前提,中共八大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5]由此,中共八大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针,把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规定为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但是这个正确的决定并没有实行多久,就搁浅了。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毛泽东错误的认为敌我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阶级斗争当作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主要方法,使我党在解决主要矛盾的途径和方式上出现了错误,党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探索陷入了误区,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了了巨大的灾难。

二、邓小平: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全面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6]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认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同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若不能解决,会严重的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有可能给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论证,作为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提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改革。所谓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7]改革能够引起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的一系列变化,从而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动力观的提出,使我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在不同的时期,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不一样的。邓小平认为,改革同革命的性质一样,也是为了扫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摆脱国家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8]。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发展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改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一)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变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曾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9]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体制,解放生产力。在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和某些方面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特别是在经济管理体制、政治管理体制以及其他一些体制方面积弊很深,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来革除这些体制中的弊端,不断的完善生产关系,从而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改革同革命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唯一选择

“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经济建设落后于发达国家一大截,同时由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不成熟、不完善,社会主义优越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全面改革是唯一选择。从范围上来说,我们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不仅针对各个体制的第一层面进行,还要深入到每一体制的第二层面、第三层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不仅包括对三大产业的改革,还涉及到财政、金融、物价、物资、流通、收入分配等诸多方面的改革。社会的各个层面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与之相配合。可见,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最大限度的完善我国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从深度上而言,我们的改革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它的根本性变革,要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但是,这种取代是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前提的,它不会改变我国国家的性质,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所以说,改革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和完善,促进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

(三)改革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不同方面,即富强、民主、文明构成的统一整体。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实现社会主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的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达到使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目的,就必然要多方面的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国家的管理方式。不仅如此,随着这些领域的变革,人们的观念也会产生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促使人们逐步形成效率意识、自主意识、竞争意识,还会逐步孕育人们的民主法治观念和自由平等观念。改革,为民主法治建设以及教育、科技、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因此,改革不仅能在体制上促进社会的进步,而且能从意识形态上带动社会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证明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交往范围不断扩大……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中国从1978年开始由较低发展走向较高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事实证明,改革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不断富裕,社会不断进步。

三、江泽民: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世界上各种力量此消彼长,国际局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动力的认识也在深化着。

在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不断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时候,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高度评价了包括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等其他方面创新的作用。江泽民明确提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10]的论断;后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强调,创新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从而形成了关于社会发展的创新动力论。

(一)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性动力

理论创新是在意识层面上对事物的一种理性的思考,它的实质是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人们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所做的科学的、理性的分析和判断。从实践论的角度来说,理论创新能提高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用来指导社会实践,能够更顺利的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11]在中国共产党诞生80多年的历程中,党不断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断产生新的理论成果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党的历史经验表明,理论创新是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重要保证。

(二)科技创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动力

首先,科技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中心环节和关键因素。邓小平就曾有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江泽民也说过,科技进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科技的进步无不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连,可以说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的进步能够更新生产工具,拓宽劳动对象,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与保障。而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的发展,直接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更加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潮流,它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和标志。

其次,科技创新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和产业更新换代的时间越来越短,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对我国而言,要增强综合国力,必须先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在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过程中,要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现技术的跨越发展,为经济繁荣提供强大动力。江泽民强调:“特别要加强基础性、关键性的高新技术领域的创新,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应用。”[12]当今世界各国都把科技创新和进步当成最重要的、最为直接的经济生产力和社会推动力,科技创新的主导性力量已经不言而喻。

(三)制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保障性动力

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的基本内容,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通过革命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却不能对社会的体制进行绝对地完善。所以,要使具体制度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对具体的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

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并不是根本制度的变更,而是在新的观念的指导下,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层面进行的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创造性活动。它不仅要调整经济利益,还要改变人们的权利、价值和文化观念,对社会的意识层面进行调整。制度创新所解决的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外部动力。我国所提倡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经济制度的创新、政治制度的创新、文化制度的创新以及社会分配和保障制度的创新,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体制的创造和革新。其中,政治体制创新有利于完善政治制度,加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经济体制创新能不断完善生产关系,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发展;文化体制创新有利于培育良好的文化环境,坚守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社会分配和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保障社会的稳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总之,制度创新的作用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扫清制度性障碍,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四)文化创新是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具有反作用。先进的文化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文化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消极的作用。因此,“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13]

先进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而创新又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所以,弘扬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便是文化创新。首先,文化创新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在当代中国,要造就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四有”新人,必须充分发挥文化的作用;根据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要求,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加快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阵地,把亿万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其次,文化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高度繁荣的社会。文化创新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智力支持。文化创新不是简简单单的借鉴,更不是肆意妄为的虚构,它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放眼全球,站在世界文化发展前沿,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创新,开拓文化发展的新途径,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思想、新观念。

江泽民的创新动力论是一个完整的动力系统,除了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创新;各个方面的创新在这个动力系统中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创新这个整体,共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创新是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能推动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与时俱进,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能进一步革除经济政治体制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弊端,能从思想上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可以说,继改革之后,创新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胡锦涛:和谐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继承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现阶段,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全社会范围内,综合各方面力量,寻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谐的作用已经表现得已经越来越明显,成为新阶段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谐动力观也成为党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和谐动力观的基本内容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和谐动力观的思想渊源。2003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处处体现着和谐的意蕴,是胡锦涛和谐思想的发轫。[14]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我们党牢牢抓住发展的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从而找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谐动力。和谐动力是对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它要求经济生活中各种因素充分自由的发展,相互之间没有妨碍,在发展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发展,从而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以人为本是和谐动力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真正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社会和谐的标志,也是和谐动力观所追求的目标。以人为本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的出发点。而和谐动力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最终的目标。它所要建设的社会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的权利得到切实的维护,他们的困难得到切实的解决,他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第三,整合社会发展因素是和谐动力观的工作机制。社会的发展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发展要注重发展的各个方面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与效益的有机统一,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和谐动力”厚德载物,兼容并包,汇集了来自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建各方面的力量,以合力的方式最大限度的减少矛盾冲突,增加和谐的因素,为科学发展开凿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的动力源泉,形成了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15]

第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和谐动力观的外部表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改革和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结果。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样的目标正是和谐动力所追求的。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看做是现阶段和谐动力观的外部表现。

(二)和谐动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1.和谐是事物获得发展的必然前提

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矛盾的社会作用是通过它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体现出来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之间相辅相承,辨证统一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走向高级,从野蛮走向文明。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矛盾的这两个基本属性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阶级社会,矛盾的对立斗争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阶级仍然存在,但是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社会的矛盾不再是对抗性质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决定了社会的和谐是社会矛盾存在和解决过程的基本形态。如今,我们倡导和谐,就是要通过特别的方法、用和谐的力量为事物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推动社会的进步。

2.和谐汇集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形成合力

恩格斯在晚年提出了历史合力论,把经济、政治、思想、社会等各种因素都纳入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之中,但他仍然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谐动力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承认并且允许对立和差别的存在,不仅强调全面发展,而且强调均衡发展。它要求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结合起来,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和谐汇集了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配合得当,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不仅能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且能使社会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中不断前进。

3.和谐能够保证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正经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的转型、经济的转轨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历史经验也表明,社会转型之际,是矛盾多发之时。这时,要稳定,就要将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要发展,就要抽丝剥茧,抓住主要矛盾并将其解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暴风骤雨般的过程,不能采用激进的办法。如此,和谐成为唯一的选择,也只有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的顺利转型,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



【作者简介】张荣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江翠,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政治学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0.

[2]毛泽东文集(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8379.

[3]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202.

[4]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98.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41.

[6]邓小平文选(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81-182.

[7]邓小平文选(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

[8]邓小平文选(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

[9]邓小平文选(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

[10]人民日报,1998.11.25.

[1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3.

[12]人民日报,2000.11.20.

[13]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7.

[14]刘绍春.简论胡锦涛的和谐思想.学术论坛,2006(9).

[15]赵科天.论当代中国社会重要矛盾的现实形态.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 (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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