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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
发布时间:2015-04-13  作者: 审核人:张晓青  浏览次数: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

原丽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复杂开放巨系统进行总体布局的必要性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系统与外部世界的适宜关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内部最优的网络结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历史、现实、未来的良性关系。“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建构和内部关系调整以及时际、代际关系的发展方面都将产生什么样的功能性影响呢?

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新概念,对于它我们也许可以有更大的视域和更深层次的理解,即,它不仅仅是当下发展的可持续,也是未来发展的可持续,还是历史遗产的可持续利用。如果以生态思维来思索人类历史,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成长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切割的,也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明确刻度的无法切割的连续过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

历史规定我们,我们又同样规定未来,我们不能抛弃历史给予我们的财富,我们需要不断反思、翻检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宝藏。如果从生态的视角看,我们不得不惊叹祖先的遗产:辨证的思维,精神化的生活、天地合一的人生境界,哪一样都是能够成为对抗功利社会和现代性中负作用的解毒剂。例如,仅仅从生态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就有最早的保护生态的系统工程。在史书中记载,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宰相丁渭为了建造一个城市,让人们先挖河,用挖出来的泥土造砖瓦,通过河流运输建筑材料,这样的运输,成本最低。城市建成以后,再把建筑废物填进河里,城市建成了,运输成本低、材料成本低,土地还没有减少。

再比如,当代科学家发现用水葫芦净化污水效果要好于用净水剂,因为净水剂本身会形成新的污染,而这其中蕴涵着中国文化中一个非常朴素也非常深刻的道理:万物相生相克。

同样,我们也要自问,我们将给未来留下什么,我们在当下做了什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一个地球研究所,它的麾下网罗了一批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顶级专家,他们的研究目的是“可能要影响100年以上的时期。”他们要求非专业的年轻人跨学科去研究问题,所长萨克斯对此的说法是:“有些事情我们(这代人)不懂没关系,但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必须了解(各个领域的事情),你们只限于各自的专业是非常不利的。”[②]如果我们可以把“钉”在当下利益尺度上的目光偏离一点,放远一点,就能发现世界在时空上的无限广阔,如果我们再任由自己以发展的名义,为了自己有限的需要无限的欲望,以空前的力度破坏着人类唯一可居住的星球的环境,并迅速“透支”应当留给子孙后代享用的资源份额,那么我们在历史中将会呈现多么狰狞而愚蠢的面孔。

随着工具理性在中国的蔓延,我们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人对现实的理解往往是实用和功利的眼前利益,从而缺乏对现实的动态把握,即现实是不断生成和发展中的,是“being”,这样往往缺乏将现实理解为历史和未来的一部分,因此,要么是困于现实之困,要么是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构想未来的视野。而一旦失去战略眼光,必然陷入问题主义的陷阱,使问题不断下沉、不断堆积、不断历史化,最终导致积重难返。解决问题固然需要等待机遇,但是草率地搁置问题,回避问题,或就问题解决问题,无疑会使我们丧失解决问题的历史机遇。前苏联70年的巨人,突然之间轰然倒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几代领导人都错失了改革的时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能够留给未来的最宝贵的遗产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再次复活并升华我们整体性思维或者说是生态理性。中国古人有一套神秘的、精致的、博大的、系统的认识、体悟方式。这套认识方式因其所依附的物质生产体系和建筑在这个体系上的种种文明方式的式微而受到质疑,命运似乎也堪虞,但是这套神秘体系却由于是以与自然最贴己、最亲切的方式而建构起来,而有了它旷远的生命力。它因它的认识源头而怀疑,但也因为它的源头而无法被彻底否定。中国古人以比物取象的方式直观地认识对象,但又在雄浑的天地人的普遍联系中观照这种直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做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中国古人对世界的矛盾的认识,几乎褒藏在他们所有的文化成果中。蔚为壮观的中国传统文化荟萃之四库全书中随意抽取一本,随手翻开一页莫不是阴阳对立、五行相生相克、兴亡更替治乱相叠。从做人行事的原则、到歌舞戏曲的冲突、到衣食住行的设计、到生老病死的各种仪轨莫不贯彻着这样一个思维体系,而在这个思维体系中辩证法始终是一以贯之的核心。[③]今天,我们能以新的眼光、新的方式去恢复和利用它,使它融入我们的生活与实践,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长河中的一股活水。20064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就指出,“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④]

尊重历史,立足当下,建构未来,这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时间坐标上对自己的规定。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有更旷远的视野,更深厚的土壤,更超越的境界和更美好的未来。

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马克思曾经说过: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学。因为,只有在历史的长尺度上,一般性规律的作用曲线才能比较清晰地呈现。通观人类历史就可以发现自国家出现以来,国家利益就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生态环境利益是影响国家经济、政治核心利益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生态直接关乎国运,生态兴则国运兴,生态衰则国运衰。仅以中国为例,“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⑤]大禹治水成功因而获得人民拥戴,可以传位于子,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夏桀十年时,河南西部发生大地震,伊、洛河枯,再加上自然灾害使得阶级矛盾激化。商周时期,自然条件一直比较好,使其社会发展也较为迅速,走到了奴隶制的高峰。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的时期,造成了北部匈奴不断侵扰,但是由于统治者励精图治,化灾难为动力,不仅打击了匈奴,扩大了疆域而且大修水利,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但是西汉末年连年大旱造成流民起义,东汉末年自然灾害引发大规模饥荒造成黄巾起义,都动摇了王朝统治的根基。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发生在崇祯末年,“天道亢旱”、“赤地千里”,政府无力应对,导致王二起义、张献忠起义、李自成起义导致明王朝的灭亡。有史学家甚至认为明朝灭亡的根本就是天灾。建国后,三年自然灾害,唐山大地震,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2008年的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不仅给国家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经济损失也带来深远的政治影响。而对土地的争夺则一直是中国历史连绵的主题。[⑥]

“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常常在自然界的事物中间得着反映和象征。在中国北方,山水雄伟,而民性亦刚直,南方风物秀丽,而民性也温和。在西洋,康德曾经说:‘德国人是根,意大利人是顶,法国人是花,英国人是果。’在欧洲,北欧的重雾阴霾,南欧的风光明媚,都表现在文艺作品里面,吾人可借以反观欧洲不同的性格。”[⑦]

而在前面我们也分析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损害,从而构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的严重阻碍。从这个角度讲,把生态建设纳入“总体布局”就是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全面的理解。但是,单单是生态保护的好是不够的,也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仅仅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还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强调五者是一体的,也就是互为组成部分,互相约束、互相统帅、互相促进。正如人体各个器官,虽然从根本上说有关键与次要之分,但是必须能保持协调一致,壮士断腕终究是情非得已。只专注于经济建设而忽视其他建设,或者只看到生态保护看不到社会总体发展的观点都是教条的,缺乏辨证思维的,也是缺乏统筹全局能力的表现。这种能力应当是领导人最重要的能力。古人称官员为“大人”,这个“大”显然和大学之“大”并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一样,大人之“大”不在于有大权力,更在于有大视野和大局意识。把生态建设纳入“总体布局”,一方面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和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所以陷入现代化发展同资源环境的深刻矛盾中,在于我们的发展中越来越多地被工具技术理性所控制,抛弃了我们民族原有的整体性思维。工具技术理性的世界观是机械世界观,它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以物质的最小实体作为基础,坚持还原分析为根本方法,忽视事物演变过程中的不可逆性,只注重静态地剖析对象的结构,尽力排除偶然性和随机性、拼命追求决定论的精确轨道,一味夸大事物抽离出环境的实验方法在任何学科中的作用,强烈向往绝对外在于研究者的纯粹客观性,深深地沉醉于用单一的简单化模式去描绘充满复杂性的世界。”[⑧]工具技术理性与机器化大生产相配合,使复杂事物简单化,使多样形态标准化,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就是实证和数学式的精确化成为“魔鬼之床”[⑨]。在现实中人被“表格化”、“零件化”和“器官化”就是这种思维统治现实的表现。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方位、现实国情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跳出这种机械分割、两极对立、标准单一的思维方式,就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系统运行。有位东南亚领导人针对中国的情况曾经说过,我不相信一个腿很粗一个腿很细的大象能走得很远。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生态建设与中国特有的,也是当前中国发展格外需要重视的整体性思维相联系,这种思维是对工业文明下的工具技术理性的超越和对价值理性的复归。而生态理性则是要“生态地和整体地看待世界和生命、看待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并整体地和生态地去生存的思维视野、思维境界、思维取向和行动原则。”[⑩]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条生态之路,它的思维方式是生态化的,它的思维方向是多维的而非一维的,思维状态是积极地而非消极的,思维形态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思维样态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在价值取向上它承认人类在整体世界中生存的方式以及与整体世界交流的方式的多样性,也就是要承认人类生存样式的多样性。它顺应全球化的过程,但同时坚持以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态来对抗资本单向度的打压,打破工业文明同一化逻辑的步步蚕食。所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强调的绝不仅仅是生态建设一个领域,而是要在各个领域的建设中始终贯彻动态的、统筹协调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靠资本,有人靠资源,我们人多而物薄只能靠13亿人的勤劳与团结,营造一个和谐奋进的社会氛围。这也许就是阿吉瑞所说的中国并没有工业革命,中国的发展靠的是勤劳革命。应该说还要加上智慧革命,这种智慧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整体辨证系统思维的结果。中国文化强调时际、代际利益的统筹考虑,强调“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厚,君子厚德载物”,正是这种智慧,使我们在建国后在没有对外扩张,也没有残酷血腥的对内剥削的情况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以及比较好的交通等基础设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的招商引资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中国大量的人口也转化成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也正是在这种圆融通达的智慧指导之下,我们能在复杂的国际外交中为自己赢得一个相对良好的稳定的发展空间,并能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与时俱进而又不失稳健地调整自己的内外政策,坚决从自己国家的历史国情出发决定自己的发展策略,避免了被无意或有意的西式教条所左右,既有原则的坚定性也有行动上的弹性与灵活性,对于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这种圆融通达的智慧说到底就是一种生态思维,是辩证法的最高境界,是对事物整体的、全局的把握能力,是在两点中把握重点的方法。而只有当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并自觉地渗透到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决策和实践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长期维持它。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和谐世界的建构

“和谐世界”理念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全球战略”的高度,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变化的实际,提出的我国对外战略目标的新概括,是指导我国对外工作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方针。建设“和谐世界”理念,不仅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愿望,也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顺应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三大时代潮流。

和谐世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要外部环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追求的目标之一,它的重要性不需要再用笔墨言说,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和谐世界,中国在建设和维护和谐世界中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随着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除了要忙于国内日渐繁难的建设发展任务外,还多了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消除世界对中国迅速发展的种种疑虑和猜忌。对于世界而言,关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1/5的大国的发展方式和未来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对于中国而言,这是稳定地区乃至世界局势,获得更多的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的要求。国际社会发展的历史和国际关系的理论表明:“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对现有的国际格局、现行的国际体制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或挑战,这既取决于新兴大国将以何种姿态、何种方式崛起,也取决于国际社会特别是现在大国以何种心态、何种战略和政策来应对。”[]按照西方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世界史的逻辑——大国崛起一般都伴随着对外扩张的侵略霸权过程。倒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几乎无一例外充斥着对内剥削雇佣劳动,对外侵略扩张、殖民及大规模的移民过程。雨果曾形容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就是悲惨世界、人间地狱而且预言十年内必然爆发革命或者内乱。而今天看来英国当时之所以能避免国内革命重要的原因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危机解除的背后却是中国历史进入千疮百孔序幕,是中国人民,当然还有印度人民的悲惨呼号。西方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历史,因而就难以相信和理解中国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例如,著名的国际战略学者,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就非常有代表性。在200248日接受采访中,他明确提出联合日本、越南、韩国、印度、俄罗斯共同遏制中国。“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是一个决心获得地区霸权的侵略性的国家,不是因为一个富裕的中国具有邪恶的动机,而是因为任何国家为了生存而使它繁荣达到最大限度的最佳办法就是统治世界上它所在的地区。”[]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主张,米尔斯海默认为:“那只是中国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发展和强大,所以中国需要这么做。如果将来中国强大,一定会控制这些国家,限制他们的发展,这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了解。这固然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解释、宣传工作,但是应该说这个工作是艰巨的、长期的。因为,一方面不同文化之间的思维方式差异常常很难跨越,造成沟通的困难;其次,中国历史非常复杂,历史上少数民族掌握统治权时期也有过对外扩张的时期,尽管短暂,但也产生巨大的世界影响;另一方面,历史也不能完全佐证现实,因为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经验的有效性本身也遭到质疑。而且,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流派众多、纷然杂陈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文化性格,梳理的过程非常复杂;而中国文化中显著的整体性也令习惯了二元对立思维的西方人理解起来格外困难。这种的“不可言说”,也是亨廷顿认为21世纪是“文明冲突”的世纪的原因之一。人类的巴别塔工程还遥遥无期。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中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又推行的大规模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再加上改革过程中一些政策的失误,使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资本主义的特性,社会主义特征在西方人眼里变得暧昧不清。而由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系列与社会主义性质要求背道而驰的事件,尤其是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社会主义的世界形象,社会主义的制度注解也不够清晰。从国际上一些普通民众对2008年和我国有关的多起外交事件,如西藏3.15、奥运火炬传递中发生的抗议、抢夺事件等的反应来看,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社会同我们在很多非政治问题上存在着很深的隔阂。因而,如果我们只是力图向世界解释“我不是什么”,需要的时间太过漫长,效果也未必能如人意。那么,我们不妨在同时用行动向世界说明“我们是什么”。但是,当代中国人能向世界贡献什么,来说明中国的发展不是世界的灾难而是福祉呢?

中国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四大发明、先进的文官制度、独特的中华法系,等等,达到了农业文明的巅峰。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在走出百年耻辱史后,她不得不面临发展模式的选择。按照西方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显然已经是死路一条了:我国没有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拥有的丰富和廉价资源和环境容量,同时,我国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也已经达到自然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按照传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我国必然出现能源危机、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西方的经济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它在印度也肯定不适用——2031年时,印度的人口甚至会比中国还多。对于也在做着‘美国梦’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30亿人口,西方的经济模式也必然不适用。”[]

对于中国目前取得的成就的原因,有学者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模式的内容以及本质,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都作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解。但是,归根到底,中国模式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与中国历史国情变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践的道路,它还远没有形成固化的“模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条和平的而不是霸权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超越直线社会进步论的道路,它不仅仅是国家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使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能够协调发展的道路。它给世界奉献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更是一种崭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我们的生态建设如果能够实现13亿人的发展与生态的双赢,这就是世界史上的奇迹,也将是中国给人了发展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发展模式。但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的一点是,生态文明的实现不是仅仅靠推进生态建设就能完成的。它也不是直接通向和谐世界的门票。尽管,我们在生态建设领域同世界已经建立了比较广泛的合作,而且也逐渐获得了相当的国际认同,但是如果像一些学者甚至官员所希望的那样,通过生态建设来向世界说明中国,或者占据道德制高点,是不现实的,也过于天真。首先,从现状上看,我们整体的生态治理还处在较低的层次,我们没有比较优势;其次,从体制上看,我们的生态建设机制远未成熟;第三,从掌握的技术来看,我们的生态技术,尤其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关技术还比较落后;第四,在现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内,我们还很难占据道德制高点,原因就是撒切尔夫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所谈到的问题,即中国还算不上大国,因为它只能向世界输送电视机却不是电视内容,中国还没有向世界贡献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我们需要的是对包括生态建设在内的五大建设领域统筹规划、协同发展,才能进入经济、政治、文化强大而社会人际和谐、自然环境优美的生态文明。“小国战利,军国战兵,帝国战德,天子之国战无为。”到那时,中国不必做更多的解释,她能为世界贡献一种发展中国家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一条能使后发现代化国家走上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足以向世界展示中国对于和谐世界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简介】原丽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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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虎主编.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1)].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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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正荣.生态智慧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71.

[]西方神话中有一张魔鬼之床,每一个人都要被放到床上量一量,比床长的要截短,比床短的要被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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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玉华,江振林.新兴大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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